意大利1960-1970年代的阶级斗争浪潮

英文原文："The Italian Background" ，Dowson著，《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 杂志第7.2期（1973年），在网上发表于：
https://libcom.org/library/radical-america-working-class-struggles-italy

中文译版原发表于“新生代网”（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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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和“经济增长”

二战以后，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开始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并取得了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左派党的合作。为了政府中一个席位，反法西斯主义工人的革命理想被出卖。在整个国内，那些自从抵抗时期就武装好并准备好与美国战斗的反法西斯组织也被说服并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一旦武装暴动威胁失去掌控，资产阶级就迅速肃清政府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并制定压制工人组织的计划。工会，特别是菲亚特公司激进的金属制造工人工会(FIOM)，被解体。在这种成熟的条件下，意大利工业从1948年到1962年经历了一个罕见的发展时期。在这期间，在国家的大规模财政资助下，大量的投资涌入以工业和自动化生产为基础的商品出口中。工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引入到工厂。这种发展由工人的低薪和差劲的工作条件买单，远远没有给工人带来实际利益。因为新的工业自动化，并没有迅速的产生工作机会，失业率仍然很高。

意大利南部的情况

由于一个保持南部贫困落后的策划，工业的发展集中在北部城市。意大利南部的和北部的关系和美国南北部以及爱尔兰和英国的关系很像。作为一个农业占主导的地区，意大利有一个悠久的地主和庇护关系历史 。 工作、家庭、学校任何事情都依靠于当地大地主的支持。这制度1945年后也一致延续；唯一改变的是，1945年后，这些事务的控制权不再由地主们获得，而转入到处理公共资金的政府官员手中。农业被“合理化”为大农业并机械化，几百万人被从农村赶到城市，尤其是到那不勒斯和罗马。从1950年到1967年，占意大利人口三分之一的共一千七百万人在不同的地区间迁徙。尽管有一定数量的小工业和建筑工作出现在南部，却远远不能阻挡向北部工业地区的大规模迁移。这种持续的劳动力储备正是意大利的老板需要的。因为这样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上升，工资仍然提不上去。

1962年，这种来势汹汹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停滞。菲亚特的工人们走出工厂，在都灵的街上罢工示威。1959年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工人的大量需求，使失业率降低，并促使工资上调。意大利的老板发现越来越难获得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那么大规模的利益。于是投资开始缩小，越来越多的钱流入国外或者一些更加有利可图的领域，比如物业炒卖。现在，他们不再像一贯那样，靠引入新的机械设备来刺激生产力，而靠挤压工人，让他们更辛苦的工作获得。生产线的速度被一再提升，达到了欧洲最高。而由于这段时期工人组织遭到破坏，工人没有任何机会来抵抗这种状况。

城市里的状况

意大利的老板们成功的保持上风，工人的条件越来越差；失业率再度上升，食物、房产和交通价格随着持续不断的螺旋式通货膨胀攀升。城市生活变得让人难以忍受。意大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伴随着城镇人口的大规模涌入。从1951年到1961年，意大利的四个最大城市区域（米兰，罗马，都灵以及那不勒斯）以及其边远地区的人口增加了2百万，占全国人口总增长数的三分之二。从1951到1969年，单是都灵和其郊区的人口就从868,000增加到1,528,000。老板们和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减轻强制迁移人口的艰苦性。公共房屋很少。主要负责的政府机构（GESCAL）在1949年到1971年之间只建造了390,000个公寓，而私人一年就能建那么多。GESCAL 在1971年修建了3254个公寓，共有138,931个家庭在等候名单上。GESCAL的钱都来自于工人和雇主；工人献自己工资的0.6%，雇主献这的双倍。大量的钱因为贪污而无影无踪。其他的不是投入到工业就是投到国外，而因为GESCAL需要用几年的时间去取得项目的计划批准书，这种情况还会继续。此外，GESCAL对上市的极少量地初见往往低于私人，这平时也由私人开发商获得。因此，工人只能到处找寻他们能够寄宿的地方。常常是6到8个人睡在一个房间，贫民窟在大城市里到处扩展。即使他们能够找到公寓，租金也要花去工人40%的工资。

老板的危机，工人的抗争

工人在1968年再次开始回击。罢工和矿工发展迅速，而且在南部有很多暴动。同时，意大利的经济进入了另一个困难阶段。在意大利公司以及其对手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之间争夺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大。在菲亚特和福特，倍耐力和费尔斯通，或者意大利石油公司以及美国同类公司间都有直接的竞争。这种情况也体现在意大利资本不同的成分间逐渐增长的对抗中，如意大利国有或者是由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工业以及依赖美国或为美国公司所有的小工业红间的对抗。小公司慢慢的要不破产要不就更大的垄断公司兼并。

1969年，金属制造工业中超过50个的重要的三年劳工合约都到期了。许多大公司急切的想要商讨新的条约并且尽可能和平的和工会达成协定，以避免生产的大规模中断。而工会、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其议会发言人也准备好了交易。他们希望能加强自身的位置，让他们的重要性得到官方的认可。共产党梦想再次进入政府。几个非官方的工人委员会和1968年出现的“基层委员会”也让他们很担心。为了换取工业领域的和平，他们要求涨工资和做出社会改革的承诺。但是，为了保证他们有讨价还价的位置，他们不得不动员一定数量的工人来展示他们的力量。这是他们的一个大错误。因为工人们已经受够了。他们不会再玩这种只具有象征意义的游戏。

“火热的秋天”

工会还来不及出卖他们，工人就行动起来了，而且很快超出了工会的控制。比如，巴蒂帕利亚暴动中杀害了一个南部工人，菲亚特的工人被命令去罢工一天，象征性的抗议这种行为，但人们拒绝离开工厂，反而开始自己接管。很快的，人们制定出与工会的追求完全没有关系的目标、策略和组织。他们不只想要涨工资，还想要废除工资分级制度，所有的人涨同样的薪资，大规模的削减工作速度。与工会要求的消极罢工不一样，他们开始在工厂内部组织抗争，在工作的时候召开群众会议，在不同的生产线轮流罢工让生产陷入停滞，在各个工厂间游行破坏车间，和管理阶层进行直接对抗。新的组织开始控制这些斗争、在倍耐力（米兰）和马格腊港化学制造工厂的基层委员会以及在菲亚特米拉菲奥里（都灵）的工人学生大会。工厂报纸出现。不同的学生团体间建立起联系，会议定期在工厂门口举行。

工厂内部的爆发彻底表明，老板和工会感兴趣的“经济合作”不会发生。意大利公司对流水线生产技术的使用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工作和劳动力的性质。那些年龄大的有技术的工人，以他们的工作为荣，曾经是工会以及共产党的中流砥柱，而后来却在新一代的工人中毫无用武之地。而这些新一代的工人的个人技能变得不再重要，他们也不在乎“劳动的尊严”。许多这些年轻的工人都来自南部，来自农村。这些农村有着悠长的直接暴力抗争的历史，烧毁当地市政厅、占有土地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他们有着激进的传统，但不熟悉工会的传统。所以，当这些工人的战斗力迸发的时候，工会没法像1968年法国工会的那样，将斗争转化成对涨工资和社会改革的要求。为了换取和平，大老板们挣扎着在工资方面做出了让步。在1969年到1970年间，工资上涨了23.4%，而过去十年平均每年的工资上涨幅度为9%。

合约的签署在一个16人死亡的米兰市中心法西斯主义分子爆破事件后几个星期内完成了。统治阶级制定出两种策略来应对工人不断惹事，一方面让步并且改革，一方面公开压制。工厂内部斗争延续并深入到社区中的态势说明，统治阶级逐渐的选择第二种。在工厂内，激进分子被炒，或者被安排去做其他的工作；法西斯分子被安插进工厂去暗中监视激进工人，许多小工厂被关闭。与此同时，失业和物价急剧上涨。

1969-1973：四年抗争

自从1969年“火热的秋天”以来，意大利的阶级斗争从工厂蔓延到了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工人阶级普遍的通过延长拒付租金和占据空置的房子来对抗他们恶劣的居住条件。人们反对上涨的物价、昂贵的交通、数量不足的学校和托儿所、糟糕的医疗设施。他们开始在自己社区内部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远离老板们的控制。此外，意大利移民将斗争的影响从国内带到了其他欧洲大城市。

租金：在整个意大利，有几千个租客加入到拒付租金的行动中，有的行动甚至延续了好几年。租客的口号是“唯一公平的租金就是不付租金”“住房是一种权利，为什么要给钱”。像是米兰租客会（Milan Tenants Union）这样的独立机构确保了租户们自己控制斗争。

占领房屋：几百人参加了占领空置建筑物的行动。在米兰的一系列占领行动中，有三万人在城内进行革命性的示威游行。在塔兰托有182个家庭占领了一个公屋。1973年2月，警察进驻驱赶这些家庭，后来因为来自意大利钢铁公司的几百个工人加入占领者队伍，警察被迫离开。

食品价格：激进的妇女们在超级市场当纠察员。在米兰发生了与警察间的冲突。在比萨，人们组织了一个红色市场（Red Market）。

交通：在威尼斯的郊区Spinea 和 Mirano，工人和学生阻止所有的巴士行进，来抗议高票价和差劲的服务。他们夺取了一些巴士在城内到处开。在特兰托，工人来回坐巴士往返于工厂之间，却拒绝买票，说他们的工资已经够低了。

学校：在每一个大城市，都出现了罢工以及占领中小学以及大学的行动。自从1969年的秋天工人学生大会（worker-student assemblies）成立以来，工人和学生就常常一起并肩斗争。在学校，小孩们为了免费书籍、免费交通、停止考试、停止教育系统内的阶级偏见、在社区内开设学校而斗争。

健康：在罗马，建立了红色健康中心来提供免费的医疗。中心关注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疾病的真正原因，从而变成了组织斗争的基地。在国内，左派医生抵抗有阶级偏见的医疗系统。比如，他们为那些健康因为工厂条件而受到伤害的工人在法庭上作证。他们的证据在对抗大老板的医生的证据时至关重要。

监狱：许多意大利监狱里的狱卒们一直在反抗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放火烧米兰和那不勒斯的监狱，拿着横幅跑到房顶上。一个红色帮助组织（Red Help）成立了，从外部来支持他们的斗争。